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毕业，教委公派加拿大，先后就读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曼尼托巴大学，获城市规划硕士和规划与人类学的交叉学科博士(1987-1994年)。曾在加拿大著名建筑师谭秉荣先生(BingThom)的事务所工作。1994年参与过大连新城中心区的规划设计项目。10年前，他的专业实践活动开始减速，与此同时，开始有意识花时间去重新梳理自己过去的理论知识、实践经验和社会调查的线索。这些反思逐渐地化成了其在各大学里的讲座以及杂志等媒体上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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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作为设计师和规划师，千万不能把滩涂当成白纸，即使没有人类史它也不是白纸，哪有没有人类介入的自然史?哪有没有自然介入的人类史?
●我不想讲什么是中国城市的生长特点，我们给出的规划是想保留乡村和城市共在的情形，是按照理解自然史的方式来做规划，还保留了原来的乡村果园，我们想回到一个很民生的、日常的状态，让老百姓能够安居，节省建设量。
演讲精华
老大连的前世今生
我1994年第一次跟事务所回来做项目，做的就是1994年的大连新城规划。可是那个规划如果今天让我总结的话我也不会那么去做了，事情过去20年之后让我重新总结，当年的那一场经历是对我个人的教训和深刻反省，所以我今天连“规划师”这个名字都不用。
不知道诸位有多少人到过大连，有多少人没去过大连。这个地名不用说了，像中国任何一个地方一样，这个地名本身就含有丰富的意义和叠加，就像“大连”这个名词本身，其实它已经含有了各种民族性在里头，比如俄罗斯人把它翻译成“遥远的地方”，而汉人管它叫“大连”，其实是源自于山东人，过去买卖人拿着个褡裢钱袋，因为它位于海湾，像是一个褡裢的形状，但更因为“大连”在满语里的发音是“好”的意思。这个名词叠加了各个民族、各个时期对同一个土地很模糊的定义。
因为时间关系，我不想给大家讲大连史，大连在过去两千年过程当中是不属于汉族的，尽管它在汉代曾经叫做沓县，但是唐代曾经隶属过高句丽人，到了辽金时代根本就不属于中原。假如不是19世纪末那一场大清和朝鲜、日本三国之间的矛盾的话，没有《马关条约》，没有日本人登上金州和旅顺，也就可能不会有俄罗斯人进来抢占旅顺，也可能不会把大连发展成一个大港，所以某种意义上是因为地缘政治和东北亚大经济格局在当时的改变，使得大连突然从一个小渔村走到国际视野舞台里。
大连很像一只手的手腕，大连是一个尽端的城市，比如你从北京到大连去，如果乘飞机还可以，坐火车非常不便，以前坐火车的时候都要先去沈阳，从沈阳中转一次才能到大连。它是一个很尽端的地方，如果它不打开海上通道，特别是跟山东的贸易的话，其实大连的城市发展没有什么太大的动力。原因非常多，有一个根本原因是水资源的匮乏，我们当年做规划时深切感受到淡水资源对于大连该是多么的重要。古人是很聪明的，当古人在这个地方建一个金州城的时候，为什么把城建在这儿?其实是因为没有河流，老金州是南北两条河夹着这个古城，这个地方叫南关岭，在金代、辽代其实都划到关外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旅顺也好，大连也好，在明清都是养马场，因为大连的土质非常不好，降雨量非常低，最低的地方是北边渤海湾这个地方，它离西伯利亚风通道很近，年降雨量只有320厘米，最高的地方是朝丹东地方走，降雨量最多是800厘米，即使800还是很缺水，今天在我讲话的这个时刻，大连已经三个月没下雨了。旱是经常的，但这个城市的气候却非常好，我过去三年没有一个夏天开空调，甚至没有开电风扇。它是很独特的地方，有劣势，有优势，从农业的角度来看，这里的地挺不适合种庄稼的。
当年要将大连打造成“北方香港”
1994年我去的时候，这里还是一个城池，你能看到它跟轴线、跟土地、跟庙的关系非常紧密，这是由俄罗斯人做的规划，由日本人接下去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不知道这个事是不是史实。1903年日俄战争打起来了，大连因为规划里是没有城墙的现代城市，日军已经占领了老大连，俄罗斯撤到了旅顺，旅顺有边防可以抗击。但据日本人记载，俄罗斯人撤退的时候曾经放火烧了老市政档案部，日本人赶到的时候火已经起来了，他们居然把俄罗斯人的规划从火海里抢出来了。日本人觉得俄罗斯人的规划做得太好了，就按照这个规划做。我们应该继续把它贯彻下去，直到20年代第一次调整规划道路时，才开始对俄罗斯的巴洛克规划进行调换，这和我们今天动不动上一任市长就调一次规划是完全不同的心态。
港口、码头是大连城市发展非常重要的东西，如果农业没有价值了，种地也没有价值，可能只有养马有价值。只有码头来了，这个城市存在的理由才存在。大连城市北边这个手腕南关岭是一个瓶颈，城市很早就老想着发展，跳开手腕的这个位置来发展，所以大连把老港搬到了今天的新港，绕开了这个瓶颈发展，这么一搬就把城市经济动力拉开来，城市就进一步撕扯开来了。当时的政府官员刚上任的时候，雄心勃勃，希望把大连打造成为“北方香港”，可是当年中国对中心区做规划，被认为比较好的，一个是我们今天开会的所在地深圳福田所在地，另外一个比它更早的就是浦东新区陆家嘴。陆家嘴全都是大楼，什么小曼哈顿、国际商务中心区，深圳福田也是一样。政府当年的想法是像香港那样成为东北亚的经济中心，不用我说大家都笑了，因为当年如果你看中国各个城市规划纲要，谈到城市的未来都想变成大都会、CBD、中心区。
当时说要做香港，我们就把香港的指标抄过来，比如说我们查了香港的办公楼当年好像有450万平方米，我们就做一个CBD，有450万平方米的办公楼。既然定了一个额度，问题就来了，摆不下，你想一想450万平方米，假如是30层楼的话，平面是40×40的办公楼都得摆95-100栋，无数栋楼排过去。当年规划师就是学深圳的，南北看不到，看东西向道路，注意这里的格子，全是一平方公里的，格子画得越大，政府投的钱就越少一些，道路画得越密，政府投资就越多。我们干脆学深南大道来一个大连的深南大道，但在当时，最宽的路是5号路，红线是100米，领导人觉得不过瘾，恨不得再做宽一点。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讲这个事情，今天讲起来好笑，但今天你去看已经建起来了。
当年政府不满意本地做的规划的根本原因是前面有一个跨海大桥，说我们这边是工业区，把海湾给占了，你看香港都是临水的，我们咋隔得那么远，前面还有绿地、大桥，不行，我们一定要让中心区临海。当年规划师做的中心区，当年我们被招进去时给我们的规划是12平方公里，尺度非常大。
早期城市规划遵循的是“从上而下”
如果今天让我们公司重新做这个设计的话，基本上不做，为什么不做?不敢做，因为自从1994年开始，大连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海岸线填埋，把老大连港已经填了4500万立方米，老大连港是私人建的，吃水深度是15米，大家想象一下该有多少个山填进去了?工程师得做的是论证它如何合理，这个填方一填出来，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填海?当时的海洋法、海洋局都不管，你想一想，你去拆迁，怕人上树，你去填大海，谁上树?如果诸位今天再去大连旅游，在有人的地方已经没有海鸟了，我不知道香港还有没有海鸟，海鸟需要吃退潮之后的贝类，你把滩涂全部填了，海鸟全迁徙走了。大连现在真的很可怜，原来山海之间自然的交接，是潮汐敏感的脆弱带，有时候退潮有十里、五里的滩涂，几十万年形成的自然地貌，就几十年被人工填埋了，所以今天再让我们去做，我们真的不会那么做了。
当时我们面对的任务是如何填，显然这是他们给出的第一个方案。规划图中有两条河，是咸淡水交界的地方，但规划已经把这两条河压得非常非常窄了，这也是我1994年去大连时感到特别震惊的事情。我在国外留学七年，一开始读规划，后来不满意，改读人类学，读了人类学，在建筑事务所里工作。图中左下角这张是开发区，中间平的这块地并不是工业区，是住宅区，我不知道深圳是不是工业区、住宅区都平，工业区可能还有一点道，内地几乎住宅区上来先平，做标高设计的人特别幸福，微观地貌没有了，山是可以留下来的，因为人上不去。这个事情让我很深刻地反思了城市规划原理，我是同济规划系出来的，不用我说诸位都会意识到现在城市规划里特别重视土地经济效益。但是你注意到规划师的教程里，几乎到目前为止依然是工程学对待土地的方法，我不让你出错就O K了，所谓不出错就是不能有海浪入侵，坡度不能大于30%，不能有低层断裂带，几乎就是及格的要求，只要这样就O K了。
规划师觉得地貌上10米高差算什么呀，我规划里全给你扫平了，规划师是不看高低的，他全给砍平了。更可怕的事情是规划图里有一个弯道，他把河给填了，变成了一条大马路，我都不知道是什么理由，其实在北方填湖是最不合理的一件事情。拿大连来说，大连区域范围内3000平方公里有220条河，都不是过境湖，都是短河，短河就意味着这里大量的都是季节性河流，一到发洪水的时候，山洪海啸就来了，可是一到冬天，等大自然退去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河没有用。这就很容易造成错觉，如果冬天或秋季去调查的话，规划师真的认为河没有用，可是你要是赶在8月下旬来台风，赶上山洪下来，这个河就非常有用了。
我刚刚讲大连的资源非常匮乏，既然220条河都拦了大坝需要变成水库，建国以后他第一件想到的就是明渠，大连那么多重工业，化工厂全是在河道里做起来，因为它可以取水，还可以自由地排污。薄市长上台之后做了一件事情大连人民很欢迎，叫绿化景观，弄了一个水泥桥，河道全部铺上水泥，污水管依然在水泥里面走着，旁边的邻居真的是鸟语花香，臭味没有了，可是污水依然在往海里排。比污水更恶劣的事情是海水倒灌，因为大连地下水位持续下降，现在已经下降到100米了，就是现在你挖地基根本挖不出淡水来，挖出来的都是海水，每年的速度非常快。这意味着可能不久的将来大连讨论的不是绿水青山而是如何处理盐碱化。
什么叫“现代化”城市?
现在我只想讲三个问题，我们第一次见市领导的时候，对方很谦虚地说：“大连是一个年轻的城市，这个地方是一个滩涂，你们大胆做吧，把它当成张白纸，它没有历史，我们没有文化。”所以我们当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问“什么叫历史?什么叫文化?”，诸位建筑师今天谈的东西就是我们当年特别特别困惑的。如果真正研究起来，大连的历史非常多，尤其是跟水的关系，各种庙都跟水有关，包括山上的观音寺，包括底下的海神娘娘庙，包括渔民自己对于海的崇拜。但是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平凡的60、70、80年代乡土的房子看到我们今天的城市规划，该如何向人家学习，而不是它们怎么被我们现代化。
如果你画一张城市的剖面图，就是它其实在不同的标高上种不同的植被和庄稼，因为大连非常干旱，没有人把房子建到山顶，因为山顶的风非常大。也没有人把房子建在山沟里，因为那个地方是良田，花生、玉米就往高处，完全没有淡水，完全靠老天恩赐，农民知道什么时候该种地，什么时候该拔苗。
即使在殖民地时代，老大连的规划也非常有历史，你如果看俄罗斯人当年给的规划，如果你拿地形图和调查图来看的话，大连的广场都是在高岗和高地上。俄罗斯人希望每一条路都通向大山或城市里的教堂，很不幸这个教堂今天成了麦当劳了，这个轴线原来对的是一个公园，现在全建起来了。新一代的人可以比较无耻地说“殖民地的历史我们不去看，那个东西就是摆样的”，其实不是。
回到这片土地的时候，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如何从农民那里取得经验。另外一个是要有现代水工的经验，我们找了很好的温哥华水利工程师一起来合作。1994年去的时候，任何一个坝方，台风一来就掀掉了，这是渔民自己建的海神娘娘庙，用来祈祷的。
我们通过水工程师的模拟，不用任何闸门，只要把这条河道控制在50米宽、200米进深，里面湖的面积是2平方公里左右，就能够保证黄海潮差永远是2米，因为大海涨潮每天发生一次，如果能控制好，就能测出来每天需要多少海水，这就意味着大量的填方削减下来了，海岸线从9一下子变成23.搞房地产的都知道多一点海岸线多多少价值，少填方，规划上就节省了好几亿。当然这个规划被市政府高度赞扬，按照这个来做，湖都做出来了。经济形势发生了危机，下面的故事就来了，房地产热来了，政府也换届了，没人管，领导一换，这个规划就胡来了，恨不得把下面的湖都填掉，如果大家去G O O G LE就可以看到，有个湖被建完了，下面这个大湖越建越小。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当年要问的，什么叫现代化?未来的理想是成为什么?开发区当年城市规划以后，道路红线都是80米宽，我们问规划师为什么预留这么宽的人行道，规划师说我们将来想架一个轻轨从上面走，问他为什么，他说这样形象多伟大，等后来真正规划轻轨时，居民都不干了，扰民，后来轻轨只有改道。
我不想讲什么是中国城市的生长特点，我们给出的规划是想保留乡村和城市共在的情形，是按照理解自然史的方式来做规划，还保留了原来的乡村果园，我们想回到一个很民生的、日常的状态，让老百姓能够安居，节省建设量。
这是现实，N多年过后，我自己带着很大的惭愧来看当年的这场规划，这个规划改变了我的人生，让我更加坚定地以为以目前的状态进行下去。我们的规划是愧对于未来的，大家今天谈了很多关于传统，无论传统是什么，我觉得起码它要包含两个动作，一是接过来，二是送过去。我们要主动找，不能等着传统来教，无论是人的生活方式，还是渔民和海的关系，抑或是宗教的信仰，要主动找传统，不能等传统。另一方面我们要交给未来。
思想对话
生态革命的来源因没有人为土地代言
南都：你认为本次论坛主题“传统与我们”中传统对于现实生活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刘东洋：传统这个词，英文为“tradition”，它的拉丁文词根有“套路”和“传递”两个意思，因此，传统必须具备固定模式的套路和一个传承。传统中的“传”代表传递，“统”就是套路。如果提到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像我演讲中提到的，一是人们把传统接过来，然后再传递出去。但是往往我们的生活里没有“接”的含义，就拿中国建筑思想论坛来说，只有一期很难成为传统，必须一期一期这样做下去。
但是你在接的时候就会很纠结，觉得有些传统接起来太麻烦，再加上现在人不愿意负责，觉得传统是一种束缚。就拿建筑来说，你所谓建筑的原料都是来源于外国，钢筋是来源于中国的吗?混凝土是中国的吗?你拿着来自外国的技术你还能建传统的大屋顶吗?这其实就是很多建筑师所困惑的。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的起步有些晚了。
南都：之前你的演讲中也提到当时政府认为，要把大连当成一张白纸，交给规划师去运作，你是怎样的反应?
刘东洋：我并不是很同意这样的观点。现在普遍当局者脑中都有一个乌托邦，一个理想国，就是把之前存在的表象当做不存在。
生态革命的来源因没有人为土地代言，政府在拆迁老百姓房子的时候会产生纠纷，那你去填海的时候没有人为大海代言，因为那不是谁家的地就没有人管，所以这是十分可怕的事。
要从科学、人文的角度去理解生态然后指导当下的规划工作
南都：规划对生态及民生破坏似乎关注得确实比较少。
刘东洋：所以我们来自经济学、法律学、土地营销学、房地产方面的知识越来越多，但是土地的自然属性知识和人文属性知识愈发地不被人提及。土地的自然属性包括打什么桩它下沉?人文属性包括类似农民怎么耕地，可能他们自己都不怎么关心。之前的农民都号称气象学家，不去钻研这类的知识是不会有好收成的。
但是现在涉及规划方面的专家根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和意识。他去看地可能就看一两次，去的时候还赶巧看到河里没有水，是条干河，于是就推平了。等明年来大雨或洪水，可想而知被淹成什么样?都是填河填得太厉害了，陆地硬底化太厉害了。
南都：这种情况在中国是否是件十分普遍的事情?
刘东洋：你数数看，这个夏天中国都淹了哪些地方?长沙被淹了，武汉被淹了，上海被淹了，北京都被淹了，这说明了什么呢?土地的硬底化是种慢性病，就是填一小块地不构成任何问题，但如果一块接着一块去填，整个城市像马赛克一样，天上的雨下下来怎么去排呢?只能往马路上跑。所以我这次演讲的根本就是要去注意观察生态，比如土地的肌理。土地是活的，它在不断地延伸。但是现在的人在造城的时候，他们才不管土地的属性，不管你种什么庄稼，房子、高楼统一地一起推建过去。
我一直在想，我们有没有可能再回到乡村时代，从科学、人文的角度去理解生态，然后再去指导当下的规划工作。比如有条河，你去填它干啥，把它留成一个公园不就行了吗?
南都：所以就是不尊重传统的表现。
刘东洋：也不尊重科学。
“生计”不是看上去很美的现代化图像而是百姓实实在在的日子
南都：如果总结一下当初的大连新城规划，你有怎样的感想?
刘东洋：它既不是挫败，也不是批判。我希望，通过在一种城市尺度上对于历史、土地、生计的研讨，去向诸位说明，我们城市规划所要参照的历史并不只是书本上刻写下来的“大历史”，我们所要规划的土地也并不是一张可画最新最美图画的白纸，生计更不是看上去很美的现代化图像，而是百姓实实在在的日子。而这种认识，恰恰是如今城市规划教育和城市规划体系中基本缺失的东西。
